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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现代钢铁工业崛起的回顾
更新时间:2021-05-14
自人类进入铁器时代以后,钢铁就成为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原材料,成为现代工业、信息文明的重要基础。中国的钢铁业,在春秋战国之交后的古代,是繁荣、先进的;1840年以来的近代,则大大落后于西方,沦至衰败;1949年以后的现代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,经过六七十年的顽强拼搏,实现了中国钢铁工业的伟大崛起。回顾这一崛起历程,从以钢铁生产能力增长为主线来观察,经历了5个各具特点的发展阶段。
第一阶段(1949年~1978年):以建新厂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为主,实施外延扩大再生产
新中国成立后,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,在对从旧中国接收的30多家钢铁厂、约20万吨钢产能恢复生产的基础上,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中,从组织队伍、开发矿业、制造装备等生产力基本要素入手,以开展建新厂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为主,实施粗放的外延扩大再生产,以满足新中国经济建设对钢铁产品的紧迫需要。这一阶段,先后兴起了3次建新厂的基本建设高潮。
第一次是1953年~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展的。当时,苏联援建156项中的八大钢铁项目,共投资34.5亿元,包括新建武钢、包钢、北满钢厂、吉林铁合金厂、吉林炭素厂、热河钒钛联合工厂(即后来的承德钢厂),改扩建鞍钢、本钢。同时,国家还进行了大冶钢厂,太原钢铁厂,唐山钢铁厂,重庆特钢厂,石景山炼铁厂,上钢一、三、五厂,抚顺钢厂,大连钢厂等20多家钢铁企业的改扩建工程。完成这些项目,新增炼铁能力311万吨、炼钢能力264万吨、轧钢能力154万吨。国家还对分布在上海、天津、山西等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492户10人以上的私营钢铁厂,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。
第二次是毛泽东在《论十大关系》中提出,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之后,冶金工业部于1956年规划并陆续开始建设的“三大五中十八小”工程。“三大”是继续进行鞍钢、武钢、包钢三大工程建设。“五中”是选择5个有发展前途、可以建成年产30万吨~100万吨钢的中型钢铁厂,包括扩建太钢、重钢、马钢、石景山钢铁厂,新建湘潭钢铁厂。“十八小”是规划在18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等地区新建18个年产10万吨~30万吨钢的小型钢铁厂。1957年杭州钢铁厂破土动工之后,“十八小”陆续筹建和动工。“十八小”的建设,对调动地方政府支持钢铁工业的发展,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第三次是1964年4月,毛泽东提出“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”后开展的“三线建设”。钢铁工业最大的“三线建设”项目,是在毛泽东直接部署下的攀枝花钢铁公司建设;1964年12月,邓小平审定了攀钢的建设方案后开工建设,到1970年7月1日,1000立方米高炉出铁,逐步形成年产300万吨钢的大型钢铁企业。同时,国家先后在西南三线,扩建了成都无缝钢管厂、重庆钢铁厂、重庆特殊钢厂、昆明钢铁厂、贵阳钢铁厂、遵义铁合金厂、峨嵋铁合金厂、乐山轧辊厂和水城钢铁厂;在西北三线,建设了酒泉钢铁厂、略阳钢铁厂、西宁钢铁厂、陕西钢铁厂、石嘴山钢丝绳厂等。“三线建设”的实施,改善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战略布局。
这一阶段中国钢铁工业生产力的发展,国家总投资615.28亿元,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占85.6%,更新改造投资占14.4%;钢产量由1949年的15.8万吨增加到3178万吨,板管比由1952年的12.3%提高到32.3%,低合金钢合金钢比由1962年的10%提高到16%,吨钢综合能耗由3吨标煤以上下降到2.54吨标煤。这一时期,尽管出现了1958年大办钢铁、“大跃进”的大折腾,1966年后10年间的严重影响,走了一段“三起三落”、“三打2600”的坎坷且曲折的路程,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但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,经过数百万钢铁人的顽强拼搏,仍然有1953年~1957年和1961年~1965年两个黄金发展期,初步建立起包括采矿、选矿、烧结、炼铁、炼钢、轧钢、焦化、耐火材料、铁合金、炭素制品等结构比较完整,地质、勘探、工程设计、建设施工、设备修造、科学研究、冶金教育等门类比较齐全,以大型钢铁企业为骨干、大中小结合、具有3500万吨钢生产能力的新中国钢铁工业体系,为新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崛起打下了重要的基础。
第二阶段(1978年~1992年):以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为主,走内涵扩大再生产路子
从1979年开始,中国钢铁生产力的发展,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指导下,在又一次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、改革、整顿、提高的基础上,在计划向市场过渡的双轨并存运行中开展的。上世纪80年代初,由于国家给钢铁工业的投资主要用在宝钢的新建上,加上已经建成的不少钢铁企业,还只搭起了一个架子,需要填平补齐。当时,经冶金部党组反复讨论,确定钢铁工业的发展,要由以大规模基本建设建新厂为主的外延扩大再生产,转变到以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为主,走内涵扩大再生产路子上来。这一阶段对现有钢铁企业的技术改造,先后迈出了三大步。
第一大步:从1984年开始,对现有钢铁企业开展挖潜、改造、配套、扩建4个层次的技术改造。挖潜是加强管理,厉行节约,反对浪费,挖浮财;改造是革新改造落后的工艺、装备,小修小改,大修大改,逢修必改;配套是有铁无钢的配钢,有钢无铁的配铁,有铁有钢无材的配材;扩建是有条件企业开展扩大生产能力建设。在这“4个层次”方针指导下,全行业掀起了老企业技术改造的热潮。“六五”期间,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全行业总投资的比重,由“五五”期间的25.2%提高到41.81%。
第二大步:从1987年开始,围绕解决产品数量、品种结构、产品质量“3个不适应”国民经济和国防军工需要问题,开展的老企业大规模、高起点的技术改造。1987年~1991年的5年间,在实施宝钢二期工程建设的同时,在武钢、马钢、包钢等企业改扩建了一批大型高炉、转炉和电炉,以扩大冶炼能力,提高粗钢产量;在一批老钢铁企业开展了扩大钢材品种的技术改造,使当时100个重点钢材品种中的75%品种基本得到解决;在35个重点钢铁企业建成了462条工艺先进、设备配套的生产线,使大约200个钢材品种按国际标准和国际先进标准生产,产品质量得到升级。
第三大步:1992年,冶金工业部提出在20世纪90年代,钢铁工业要上现代化工艺装备水平、国民经济需要的关键钢材品种质量水平、集约化经营和规模经济水平、综合经济效益水平4个新台阶。为了上这4个新台阶,从1992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,特别是在建设天津无缝钢管厂的同时,围绕较大幅度增产国民经济需要的关键钢材品种、切实提高产品质量,高起点、大规模地加速了现有钢铁企业的技术改造,提高了钢铁生产的现代化水平。
这14年,中国钢铁工业结束了折腾、破坏、“三起三落”的不稳定状态,步入了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的轨道。我国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共计1465.43亿元,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占49.62%,更新改造投资占50.38%。全国钢产量由1978年的3178万吨增加到1992年的8093万吨,年均增长345万吨;氧气转炉钢占比上升到60%以上,连铸比由3.5%上升到30%,板管带比由32%上升到37%,合金钢低合金钢比由16%提高到21.6%,吨钢综合能耗由2.54吨标煤下降到1.57吨标煤,钢材自给率由72.2%上升的94.7%。
第三阶段(1992年~2002年):以调整、优化产业结构为中心,实施钢铁产品总量控制
到上世纪90年代初,中国钢铁生产力的发展,面临新的态势: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,钢铁生产的资源配置,开始由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起基础性作用;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正在从初期向中期推进,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正处在由建筑业向制造业的转变之中,钢铁产品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;国内钢铁产品产量在1996年突破1亿吨的前后,陆续出现了阶段性、结构性供大于求问题,而行业多年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。针对这些情况,1994年初冶金工业部决定,钢铁工业的发展,要由规模扩张向结构调整转变,提出把“结构优化作为钢铁工业发展的中心环节,主要是优化产品结构、工艺技术结构,同时优化企业组织结构。”在“八五”末到“九五”计划期间,全行业逐步转向了调整、优化产业结构,并在优化结构中提高钢铁生产力水平。
(一)调整、优化产品品种结构
为了以市场为导向,调整、优化产品结构,在“九五”期间的投资计划中,重点设置了品种质量投资,分别在鞍钢、宝钢、武钢、包钢、太钢等一大批钢铁企业中,对包括铁道、电力、汽车、造船等专用钢材生产线进行改造和配套,以扩大短缺钢材品种,提高专用钢材质量。板管比由1992年的37.4%提高到2000年的42%;低合金钢合金钢比由1995年的21%提高到2000年的31.3%。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轻轨、重轨、造船板、镀锡板、矿用钢丝绳等可以立足国内供应;国内长期短缺的汽车薄钢板自给率由1995年的50%提高到2000年的70%,石油用钢管的自给率由1994年的20%提高到2000年的70%,硅钢产量由1995年的18.5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50万吨。到1999年,实物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钢材占钢材总产量的20%以上。
(二)调整、优化工艺、装备技术结构
这一阶段,钢铁工业工艺装备技术结构的调整、优化,是以连铸为中心开展的。从连铸向后延伸,是增加铁水预处理,淘汰化铁炼钢、平炉,发展顶底复吹转炉和超高功率电炉,并配备炉外精炼装置;向前延伸,是实施连铸坯热装热送,淘汰模铸、初轧开坯机,发展连轧机组,采用控轧技术,提高精整和热处理水平。在这一全产业链结构的系统调整、优化过程中,还先后采用了包括高炉精料、喷吹煤粉、溅渣护炉等一大批先进、适应共性工艺装备技术,引进了薄板坯连铸连轧等国外先进和前沿技术,新建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线。到“九五”末,中国钢铁工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工艺装备占比,由“八五”期间的10%提高的30%。
(三)调整、优化产业组织结构
这一阶段调整、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的指导原则是,以市场为导向,以资本为纽带,实施资源优化配置和产品专业化分工与协作,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劳动生产率,从整体上增强钢铁企业的市场综合竞争力。1997年,邯钢兼并舞钢,湖南3家钢铁企业重组为华菱钢铁集团;1998年,邯钢兼并衡水钢厂,上海宝钢与上海冶金局、梅山冶金公司联合重组;2000年,攀钢重组成都无缝钢管公司和成都钢铁厂。到2001年,中国第一大钢铁企业产钢量占全国钢产量的12.6%,前4大钢铁企业产钢量占28%,前12大钢铁企业产钢量占50.5%。
这一时期,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共计4715亿元,粗钢产量增加到18225万吨,板管比提高到41%,低合金钢合金钢比提高到32%,吨钢综合能耗下降到0.815吨标煤。从1994年开始的结构调整、优化逐步取得成效,使钢铁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但是,除了在结构调整中必然会带动相应的数量增长外,长期追求数量扩张的习惯势力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,加上民营钢铁企业日益兴起,使钢铁产能、产量阶段性、结构性过剩问题逐步显现出来。到1998年,国内钢材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了,导致钢铁产量增长与市场效益呈完全逆向变化的趋势。1999年初,国家冶金工业局遵照国务院和国家经贸委的部署,做出了“控制总量,优化结构,大力提高冶金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”的决定,要求1999年钢产量务必在1998年基础上减产10%,吨钢价格上升50元,全行业利润50亿元,50万吨以上钢铁企业不得亏损。对钢铁产品的总量调控一直延续到2001年。
第四阶段(2002年~2012年):国民经济高速发展,拉动钢铁产能、产量爆发式增长
进入21世纪以后,中国钢铁工业生产力发展的内外部环境,发生了新的变化:相继撤销了钢铁工业行政主管部门国家冶金工业局和地方冶金厅、局,行业的生产经营完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;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(WTO),钢铁市场的法规和制度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,同时面临严峻挑战;党的十八大提出,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,国民经济发展进入高速发展轨道,对钢铁产品的数量、品种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很明显,从2003年开始,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,在3个环节上拉动了钢铁产能、产量的爆发式增长。
一是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拉动钢材消费强劲增长
2003年~2007年,我国国内生产总值(GDP)连续5年增长率在10%以上;2008年~2010年仍然年递增9%以上。GDP总量的高速增长,必然以很大强度拉动钢材消费的增长。21世纪初,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,正是需要钢铁产品强劲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时期。加上国际经济的一度高增长,推动我国钢材、钢坯的出口急速增加。在这几方面的合力拉动下,我国钢铁产品消费出现了强劲增长态势。2001年~2005年,我国粗钢表观消费年均增长20%以上;2006年~2010年仍保持年均增长10%以上。2001年~2010年,我国粗钢表观消费量由17006万吨上升到62718万吨,成为世界第一钢材消费大国。
二是钢材消费的强劲增长拉动了钢铁固定资产投资热潮
2003年以后,钢材消费强劲增长,钢铁产品供不应求,价格上涨。在丰厚效益的吸引下,行业内外、国有民营资本纷纷进入钢铁行业,竞相加大钢铁固定资产投资,扩大生产规模,抢占消费市场,形成了一波又一波难以控制的钢铁固定资产投资热潮。钢铁固定资产投资2001年比2000年增长37.78%,2003年增长106.32%,2005年增长34.48%,2008年增长34.48%。2001年~2010年,钢铁行业累计投资2.5万多亿元。
三是钢铁固定资产投资热潮拉动钢铁产能产量爆发式增长
由钢材消费强劲增长诱发的固定资产投资热潮,直接导致钢铁生产规模持续扩大,粗钢产能空前增长,由2001年的17115万吨、2003年的26318万吨、2005年的42376万吨、2007年的61031万吨,增加到2010年的7.6亿吨。2003年~2007年,每年增加粗钢产能近1亿吨。粗钢产能的不断释放,加上科技进步和管理精细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,又导致了全国粗钢产量的爆发式增长。全国粗钢产量由2003年的22234万吨、2005年的35324万吨、2008年的50396万吨,增加到2010年的63723万吨,占世界粗钢产量的45%。
这一阶段,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共计25049亿元,粗钢产量增加到72388万吨,板管比提高到52%,低合金钢合金钢比提高到40%以上,吨钢综合能耗下降到0.6吨标煤。中国钢铁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,终结了钢铁产品长期短缺、依赖进口的局面,在世界钢铁业中的地位显著提升。工艺装备现代化取得突破性进展,大型钢铁企业的工艺装备技术已基本实现现代化、大型化、连续化、自动化、国产化,正在向世界前沿钢铁制造工艺领域进发。钢铁品种质量显著改善,国内钢材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,2012年钢材自给率超过100%。发展循环经济,建设资源节约、环境友好型钢铁工业的工作,先后在鞍钢、本钢等10家企业试点的基础上,在全行业推广。
第五阶段(2012年~2020年):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大力推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
2013年之后,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做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、实施“去产能、去杠杆、去库存、降成本、补短板”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。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。这一时期,中国钢铁工业生产力的发展,是在由爆发式增长转入新常态之后,围绕发展高质量钢铁工业而展开的。
(一)开展以去过剩产能为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
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是发展高质量钢铁工业的主要抓手。钢铁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是以去钢铁过剩产能为主开展的。2012年~2015年,国民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,钢铁工业进入产能严重过剩时期。市场严重供大于求,价格连年大幅下降,企业由微利转为大面积直至全行业亏损。从2016年开始,钢铁行业切实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,开展了全面淘汰落后产能、清除违法违规项目和联合执法三大专项行动。2017年彻底去除了720家“地条钢”企业产能1.4亿吨以上;2018年实现了“僵尸企业”和落后产能应退尽退,用3年时间提前完成了压缩产能1.5亿吨的任务。同时,开展了去杠杆、去库存、降成本、补短板等方面的工作,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平均杠杆率由2015年的71.04%下降到2019年的62.75%,2018年全行业实现利润创历史最好纪录。
(二)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
优化产业结构,是发展高质量钢铁工业的内在要求。2013年以后,优化产业组织结构、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工作,进入了跨行业、跨地区、跨所有制联合重组的实质性阶段。2015年,山西建龙收购海鑫钢铁集团公司,重组北满特钢;2016年,中信特钢重组青岛特钢和大冶特钢;2016年9月,经国务院批准,宝钢与武钢联合重组的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,注册资本527.9亿元,资产规模7359亿元,产钢规模7000万吨,为中国第一、世界第二大钢铁企业。2017年~2019年,中国宝武又先后与马钢、重钢、太钢联合重组,产钢规模达到1亿吨以上,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企业。沙钢、德龙、方大、敬业等企业也积极进行兼并重组,推动行业组织结构的优化。产业布局结构优化也取得进展,宝钢湛江、山钢日照、柳钢防城港、首钢曹妃甸、丰南纵横等一批精品基地先后建成投产,一批涉及产能移至沿海地区的项目正在抓紧建设。现在,民营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已占到全行钢产量的60%以上,行业的所有制结构也在有效调整中。
(三)提高自主创新能力
具有自主创新能力,是高质量钢铁工业的重要特征。2013年以来,钢铁行业科技创新亮点不断彰显。全行业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比重由2015年的0.89%,提高到2019年的1.26%;全行业有效发明专利由2015年的1.23万件提高到2019年的1.93万件;钢铁行业已建成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0个、工程实验室5个、工程(技术)研究中心20个、企业技术中心51个;时速350千米动车轮轴及转向架钢材、超薄不锈钢精密带、高强热成型汽车板、新能源汽车电机用硅钢等一大批高质量产品自主研发成功,有力地支撑了高端制造业用钢需求;开展了非高炉炼铁、氢冶金、薄带铸轧等前沿技术的产业化开发;工业机器人、无人行车、无人台车、无人仓储等智能化制造技术得到应用;冶金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丰硕。2015年~2020年5年间,钢铁行业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、二等奖28项,先后有488个项目获得冶金科学技术奖。
这一时期,我国粗钢产量增加到10.65亿吨,板管比提高到54%,低合金钢合金钢比提高到48%,吨钢综合能耗下降到0.545吨标煤。这10年间,钢铁工业生产力的发展,还在环保节能、绿色制造,扩大开放、国际合作,强化管理、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,取得了新的进展。2016年~2020年,吨钢综合能耗由572千克标煤下降到545.27千克标煤,吨钢耗新水由3.52立方米下降到2.45立方米,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由0.85千克下降到0.47千克。有14家钢铁企业跻身“清洁生产、环境友好”企业行列,涌现了一大批花园式企业;全员人均实物劳动生产率达到800吨以上。
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崛起,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步到2020年的70年内,钢产量从15.8万吨增加到10.65亿吨,从占世界钢产量的0.1%增加到占50%以上,连续24年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;板管比从12%提高到54%以上,低合金钢合金钢比由百分之十几提高到近50%,吨钢综合能耗由3吨标煤以上下降到0.545吨标煤。这些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,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几代钢铁人不懈奋斗、顽强拼搏的结果,是世界钢铁史上的一大奇迹,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。当前,中国钢铁工业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的问题,还处在“大而欠强”的状态。钢铁强国梦尚未实现,钢铁战线仍须努力。全行业要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,为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,成为钢铁强国而继续奋斗。
第一阶段(1949年~1978年):以建新厂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为主,实施外延扩大再生产
新中国成立后,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,在对从旧中国接收的30多家钢铁厂、约20万吨钢产能恢复生产的基础上,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中,从组织队伍、开发矿业、制造装备等生产力基本要素入手,以开展建新厂的大规模基本建设为主,实施粗放的外延扩大再生产,以满足新中国经济建设对钢铁产品的紧迫需要。这一阶段,先后兴起了3次建新厂的基本建设高潮。
第一次是1953年~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展的。当时,苏联援建156项中的八大钢铁项目,共投资34.5亿元,包括新建武钢、包钢、北满钢厂、吉林铁合金厂、吉林炭素厂、热河钒钛联合工厂(即后来的承德钢厂),改扩建鞍钢、本钢。同时,国家还进行了大冶钢厂,太原钢铁厂,唐山钢铁厂,重庆特钢厂,石景山炼铁厂,上钢一、三、五厂,抚顺钢厂,大连钢厂等20多家钢铁企业的改扩建工程。完成这些项目,新增炼铁能力311万吨、炼钢能力264万吨、轧钢能力154万吨。国家还对分布在上海、天津、山西等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492户10人以上的私营钢铁厂,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。
第二次是毛泽东在《论十大关系》中提出,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之后,冶金工业部于1956年规划并陆续开始建设的“三大五中十八小”工程。“三大”是继续进行鞍钢、武钢、包钢三大工程建设。“五中”是选择5个有发展前途、可以建成年产30万吨~100万吨钢的中型钢铁厂,包括扩建太钢、重钢、马钢、石景山钢铁厂,新建湘潭钢铁厂。“十八小”是规划在18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等地区新建18个年产10万吨~30万吨钢的小型钢铁厂。1957年杭州钢铁厂破土动工之后,“十八小”陆续筹建和动工。“十八小”的建设,对调动地方政府支持钢铁工业的发展,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第三次是1964年4月,毛泽东提出“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”后开展的“三线建设”。钢铁工业最大的“三线建设”项目,是在毛泽东直接部署下的攀枝花钢铁公司建设;1964年12月,邓小平审定了攀钢的建设方案后开工建设,到1970年7月1日,1000立方米高炉出铁,逐步形成年产300万吨钢的大型钢铁企业。同时,国家先后在西南三线,扩建了成都无缝钢管厂、重庆钢铁厂、重庆特殊钢厂、昆明钢铁厂、贵阳钢铁厂、遵义铁合金厂、峨嵋铁合金厂、乐山轧辊厂和水城钢铁厂;在西北三线,建设了酒泉钢铁厂、略阳钢铁厂、西宁钢铁厂、陕西钢铁厂、石嘴山钢丝绳厂等。“三线建设”的实施,改善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战略布局。
这一阶段中国钢铁工业生产力的发展,国家总投资615.28亿元,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占85.6%,更新改造投资占14.4%;钢产量由1949年的15.8万吨增加到3178万吨,板管比由1952年的12.3%提高到32.3%,低合金钢合金钢比由1962年的10%提高到16%,吨钢综合能耗由3吨标煤以上下降到2.54吨标煤。这一时期,尽管出现了1958年大办钢铁、“大跃进”的大折腾,1966年后10年间的严重影响,走了一段“三起三落”、“三打2600”的坎坷且曲折的路程,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但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,经过数百万钢铁人的顽强拼搏,仍然有1953年~1957年和1961年~1965年两个黄金发展期,初步建立起包括采矿、选矿、烧结、炼铁、炼钢、轧钢、焦化、耐火材料、铁合金、炭素制品等结构比较完整,地质、勘探、工程设计、建设施工、设备修造、科学研究、冶金教育等门类比较齐全,以大型钢铁企业为骨干、大中小结合、具有3500万吨钢生产能力的新中国钢铁工业体系,为新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崛起打下了重要的基础。
第二阶段(1978年~1992年):以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为主,走内涵扩大再生产路子
从1979年开始,中国钢铁生产力的发展,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指导下,在又一次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、改革、整顿、提高的基础上,在计划向市场过渡的双轨并存运行中开展的。上世纪80年代初,由于国家给钢铁工业的投资主要用在宝钢的新建上,加上已经建成的不少钢铁企业,还只搭起了一个架子,需要填平补齐。当时,经冶金部党组反复讨论,确定钢铁工业的发展,要由以大规模基本建设建新厂为主的外延扩大再生产,转变到以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为主,走内涵扩大再生产路子上来。这一阶段对现有钢铁企业的技术改造,先后迈出了三大步。
第一大步:从1984年开始,对现有钢铁企业开展挖潜、改造、配套、扩建4个层次的技术改造。挖潜是加强管理,厉行节约,反对浪费,挖浮财;改造是革新改造落后的工艺、装备,小修小改,大修大改,逢修必改;配套是有铁无钢的配钢,有钢无铁的配铁,有铁有钢无材的配材;扩建是有条件企业开展扩大生产能力建设。在这“4个层次”方针指导下,全行业掀起了老企业技术改造的热潮。“六五”期间,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全行业总投资的比重,由“五五”期间的25.2%提高到41.81%。
第二大步:从1987年开始,围绕解决产品数量、品种结构、产品质量“3个不适应”国民经济和国防军工需要问题,开展的老企业大规模、高起点的技术改造。1987年~1991年的5年间,在实施宝钢二期工程建设的同时,在武钢、马钢、包钢等企业改扩建了一批大型高炉、转炉和电炉,以扩大冶炼能力,提高粗钢产量;在一批老钢铁企业开展了扩大钢材品种的技术改造,使当时100个重点钢材品种中的75%品种基本得到解决;在35个重点钢铁企业建成了462条工艺先进、设备配套的生产线,使大约200个钢材品种按国际标准和国际先进标准生产,产品质量得到升级。
第三大步:1992年,冶金工业部提出在20世纪90年代,钢铁工业要上现代化工艺装备水平、国民经济需要的关键钢材品种质量水平、集约化经营和规模经济水平、综合经济效益水平4个新台阶。为了上这4个新台阶,从1992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,特别是在建设天津无缝钢管厂的同时,围绕较大幅度增产国民经济需要的关键钢材品种、切实提高产品质量,高起点、大规模地加速了现有钢铁企业的技术改造,提高了钢铁生产的现代化水平。
这14年,中国钢铁工业结束了折腾、破坏、“三起三落”的不稳定状态,步入了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的轨道。我国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共计1465.43亿元,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占49.62%,更新改造投资占50.38%。全国钢产量由1978年的3178万吨增加到1992年的8093万吨,年均增长345万吨;氧气转炉钢占比上升到60%以上,连铸比由3.5%上升到30%,板管带比由32%上升到37%,合金钢低合金钢比由16%提高到21.6%,吨钢综合能耗由2.54吨标煤下降到1.57吨标煤,钢材自给率由72.2%上升的94.7%。
第三阶段(1992年~2002年):以调整、优化产业结构为中心,实施钢铁产品总量控制
到上世纪90年代初,中国钢铁生产力的发展,面临新的态势: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,钢铁生产的资源配置,开始由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起基础性作用;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正在从初期向中期推进,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正处在由建筑业向制造业的转变之中,钢铁产品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;国内钢铁产品产量在1996年突破1亿吨的前后,陆续出现了阶段性、结构性供大于求问题,而行业多年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。针对这些情况,1994年初冶金工业部决定,钢铁工业的发展,要由规模扩张向结构调整转变,提出把“结构优化作为钢铁工业发展的中心环节,主要是优化产品结构、工艺技术结构,同时优化企业组织结构。”在“八五”末到“九五”计划期间,全行业逐步转向了调整、优化产业结构,并在优化结构中提高钢铁生产力水平。
(一)调整、优化产品品种结构
为了以市场为导向,调整、优化产品结构,在“九五”期间的投资计划中,重点设置了品种质量投资,分别在鞍钢、宝钢、武钢、包钢、太钢等一大批钢铁企业中,对包括铁道、电力、汽车、造船等专用钢材生产线进行改造和配套,以扩大短缺钢材品种,提高专用钢材质量。板管比由1992年的37.4%提高到2000年的42%;低合金钢合金钢比由1995年的21%提高到2000年的31.3%。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轻轨、重轨、造船板、镀锡板、矿用钢丝绳等可以立足国内供应;国内长期短缺的汽车薄钢板自给率由1995年的50%提高到2000年的70%,石油用钢管的自给率由1994年的20%提高到2000年的70%,硅钢产量由1995年的18.5万吨增加到2000年的50万吨。到1999年,实物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钢材占钢材总产量的20%以上。
(二)调整、优化工艺、装备技术结构
这一阶段,钢铁工业工艺装备技术结构的调整、优化,是以连铸为中心开展的。从连铸向后延伸,是增加铁水预处理,淘汰化铁炼钢、平炉,发展顶底复吹转炉和超高功率电炉,并配备炉外精炼装置;向前延伸,是实施连铸坯热装热送,淘汰模铸、初轧开坯机,发展连轧机组,采用控轧技术,提高精整和热处理水平。在这一全产业链结构的系统调整、优化过程中,还先后采用了包括高炉精料、喷吹煤粉、溅渣护炉等一大批先进、适应共性工艺装备技术,引进了薄板坯连铸连轧等国外先进和前沿技术,新建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线。到“九五”末,中国钢铁工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工艺装备占比,由“八五”期间的10%提高的30%。
(三)调整、优化产业组织结构
这一阶段调整、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的指导原则是,以市场为导向,以资本为纽带,实施资源优化配置和产品专业化分工与协作,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劳动生产率,从整体上增强钢铁企业的市场综合竞争力。1997年,邯钢兼并舞钢,湖南3家钢铁企业重组为华菱钢铁集团;1998年,邯钢兼并衡水钢厂,上海宝钢与上海冶金局、梅山冶金公司联合重组;2000年,攀钢重组成都无缝钢管公司和成都钢铁厂。到2001年,中国第一大钢铁企业产钢量占全国钢产量的12.6%,前4大钢铁企业产钢量占28%,前12大钢铁企业产钢量占50.5%。
这一时期,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共计4715亿元,粗钢产量增加到18225万吨,板管比提高到41%,低合金钢合金钢比提高到32%,吨钢综合能耗下降到0.815吨标煤。从1994年开始的结构调整、优化逐步取得成效,使钢铁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但是,除了在结构调整中必然会带动相应的数量增长外,长期追求数量扩张的习惯势力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,加上民营钢铁企业日益兴起,使钢铁产能、产量阶段性、结构性过剩问题逐步显现出来。到1998年,国内钢材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了,导致钢铁产量增长与市场效益呈完全逆向变化的趋势。1999年初,国家冶金工业局遵照国务院和国家经贸委的部署,做出了“控制总量,优化结构,大力提高冶金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”的决定,要求1999年钢产量务必在1998年基础上减产10%,吨钢价格上升50元,全行业利润50亿元,50万吨以上钢铁企业不得亏损。对钢铁产品的总量调控一直延续到2001年。
第四阶段(2002年~2012年):国民经济高速发展,拉动钢铁产能、产量爆发式增长
进入21世纪以后,中国钢铁工业生产力发展的内外部环境,发生了新的变化:相继撤销了钢铁工业行政主管部门国家冶金工业局和地方冶金厅、局,行业的生产经营完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;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(WTO),钢铁市场的法规和制度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,同时面临严峻挑战;党的十八大提出,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,国民经济发展进入高速发展轨道,对钢铁产品的数量、品种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很明显,从2003年开始,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,在3个环节上拉动了钢铁产能、产量的爆发式增长。
一是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拉动钢材消费强劲增长
2003年~2007年,我国国内生产总值(GDP)连续5年增长率在10%以上;2008年~2010年仍然年递增9%以上。GDP总量的高速增长,必然以很大强度拉动钢材消费的增长。21世纪初,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,正是需要钢铁产品强劲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时期。加上国际经济的一度高增长,推动我国钢材、钢坯的出口急速增加。在这几方面的合力拉动下,我国钢铁产品消费出现了强劲增长态势。2001年~2005年,我国粗钢表观消费年均增长20%以上;2006年~2010年仍保持年均增长10%以上。2001年~2010年,我国粗钢表观消费量由17006万吨上升到62718万吨,成为世界第一钢材消费大国。
二是钢材消费的强劲增长拉动了钢铁固定资产投资热潮
2003年以后,钢材消费强劲增长,钢铁产品供不应求,价格上涨。在丰厚效益的吸引下,行业内外、国有民营资本纷纷进入钢铁行业,竞相加大钢铁固定资产投资,扩大生产规模,抢占消费市场,形成了一波又一波难以控制的钢铁固定资产投资热潮。钢铁固定资产投资2001年比2000年增长37.78%,2003年增长106.32%,2005年增长34.48%,2008年增长34.48%。2001年~2010年,钢铁行业累计投资2.5万多亿元。
三是钢铁固定资产投资热潮拉动钢铁产能产量爆发式增长
由钢材消费强劲增长诱发的固定资产投资热潮,直接导致钢铁生产规模持续扩大,粗钢产能空前增长,由2001年的17115万吨、2003年的26318万吨、2005年的42376万吨、2007年的61031万吨,增加到2010年的7.6亿吨。2003年~2007年,每年增加粗钢产能近1亿吨。粗钢产能的不断释放,加上科技进步和管理精细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,又导致了全国粗钢产量的爆发式增长。全国粗钢产量由2003年的22234万吨、2005年的35324万吨、2008年的50396万吨,增加到2010年的63723万吨,占世界粗钢产量的45%。
这一阶段,全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共计25049亿元,粗钢产量增加到72388万吨,板管比提高到52%,低合金钢合金钢比提高到40%以上,吨钢综合能耗下降到0.6吨标煤。中国钢铁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,终结了钢铁产品长期短缺、依赖进口的局面,在世界钢铁业中的地位显著提升。工艺装备现代化取得突破性进展,大型钢铁企业的工艺装备技术已基本实现现代化、大型化、连续化、自动化、国产化,正在向世界前沿钢铁制造工艺领域进发。钢铁品种质量显著改善,国内钢材市场占有率大幅提升,2012年钢材自给率超过100%。发展循环经济,建设资源节约、环境友好型钢铁工业的工作,先后在鞍钢、本钢等10家企业试点的基础上,在全行业推广。
第五阶段(2012年~2020年):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大力推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
2013年之后,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做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、实施“去产能、去杠杆、去库存、降成本、补短板”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。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。这一时期,中国钢铁工业生产力的发展,是在由爆发式增长转入新常态之后,围绕发展高质量钢铁工业而展开的。
(一)开展以去过剩产能为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
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是发展高质量钢铁工业的主要抓手。钢铁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是以去钢铁过剩产能为主开展的。2012年~2015年,国民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,钢铁工业进入产能严重过剩时期。市场严重供大于求,价格连年大幅下降,企业由微利转为大面积直至全行业亏损。从2016年开始,钢铁行业切实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,开展了全面淘汰落后产能、清除违法违规项目和联合执法三大专项行动。2017年彻底去除了720家“地条钢”企业产能1.4亿吨以上;2018年实现了“僵尸企业”和落后产能应退尽退,用3年时间提前完成了压缩产能1.5亿吨的任务。同时,开展了去杠杆、去库存、降成本、补短板等方面的工作,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平均杠杆率由2015年的71.04%下降到2019年的62.75%,2018年全行业实现利润创历史最好纪录。
(二)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
优化产业结构,是发展高质量钢铁工业的内在要求。2013年以后,优化产业组织结构、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工作,进入了跨行业、跨地区、跨所有制联合重组的实质性阶段。2015年,山西建龙收购海鑫钢铁集团公司,重组北满特钢;2016年,中信特钢重组青岛特钢和大冶特钢;2016年9月,经国务院批准,宝钢与武钢联合重组的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,注册资本527.9亿元,资产规模7359亿元,产钢规模7000万吨,为中国第一、世界第二大钢铁企业。2017年~2019年,中国宝武又先后与马钢、重钢、太钢联合重组,产钢规模达到1亿吨以上,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企业。沙钢、德龙、方大、敬业等企业也积极进行兼并重组,推动行业组织结构的优化。产业布局结构优化也取得进展,宝钢湛江、山钢日照、柳钢防城港、首钢曹妃甸、丰南纵横等一批精品基地先后建成投产,一批涉及产能移至沿海地区的项目正在抓紧建设。现在,民营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已占到全行钢产量的60%以上,行业的所有制结构也在有效调整中。
(三)提高自主创新能力
具有自主创新能力,是高质量钢铁工业的重要特征。2013年以来,钢铁行业科技创新亮点不断彰显。全行业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比重由2015年的0.89%,提高到2019年的1.26%;全行业有效发明专利由2015年的1.23万件提高到2019年的1.93万件;钢铁行业已建成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0个、工程实验室5个、工程(技术)研究中心20个、企业技术中心51个;时速350千米动车轮轴及转向架钢材、超薄不锈钢精密带、高强热成型汽车板、新能源汽车电机用硅钢等一大批高质量产品自主研发成功,有力地支撑了高端制造业用钢需求;开展了非高炉炼铁、氢冶金、薄带铸轧等前沿技术的产业化开发;工业机器人、无人行车、无人台车、无人仓储等智能化制造技术得到应用;冶金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丰硕。2015年~2020年5年间,钢铁行业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、二等奖28项,先后有488个项目获得冶金科学技术奖。
这一时期,我国粗钢产量增加到10.65亿吨,板管比提高到54%,低合金钢合金钢比提高到48%,吨钢综合能耗下降到0.545吨标煤。这10年间,钢铁工业生产力的发展,还在环保节能、绿色制造,扩大开放、国际合作,强化管理、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,取得了新的进展。2016年~2020年,吨钢综合能耗由572千克标煤下降到545.27千克标煤,吨钢耗新水由3.52立方米下降到2.45立方米,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由0.85千克下降到0.47千克。有14家钢铁企业跻身“清洁生产、环境友好”企业行列,涌现了一大批花园式企业;全员人均实物劳动生产率达到800吨以上。
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崛起,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步到2020年的70年内,钢产量从15.8万吨增加到10.65亿吨,从占世界钢产量的0.1%增加到占50%以上,连续24年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;板管比从12%提高到54%以上,低合金钢合金钢比由百分之十几提高到近50%,吨钢综合能耗由3吨标煤以上下降到0.545吨标煤。这些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,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几代钢铁人不懈奋斗、顽强拼搏的结果,是世界钢铁史上的一大奇迹,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。当前,中国钢铁工业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的问题,还处在“大而欠强”的状态。钢铁强国梦尚未实现,钢铁战线仍须努力。全行业要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,为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,成为钢铁强国而继续奋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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